听任玉岭谈中国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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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任玉岭谈中国书道

时间:2016-04-20 15:58:24  来源:  作者:苟君厉

任玉岭,著名经济学家、书法家,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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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儒商”杂志,为了面向读者传递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正能量,春节过后,记者结合广大读者对书法艺术的爱好与热情,特登门拜访了任玉岭先生,请他深谈了中国书法的知识和学问。

一、中国书法艺术博大精深

任玉岭说他不曾专门研究书法技巧,更不是书法教授。但他深知中国书法艺术十分的博大精深。

大家知道书法必须写字,但书法不同于写字。写字是书法的基础,但不是所有的写字都可称之为书法。按书界权威教授欧阳中石先生的意见“写的好的字,才能叫书法”、“可以做模范,做学习样板的叫书法”。书法是以汉字为素材,以笔墨为工具的艺术创造,是汉字文化圈内的高妙的文化艺术。书法艺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积淀,经过数以千万人的努力和创造,取得了极其重要的成果,闪耀着极为绚丽的光彩。

中国的文字诞生于什么年代是说不清的, 1899年在安阳出土的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其历史就有3000多年。我国很多早期的文字、书法多是靠龟甲、石器、青铜器传承下来的,按其发展过程,有甲骨文、钟鼎文(即金文)、大篆(在石头上发现的石鼓文是大篆的代表)等。从秦朝宰相李斯开始把大篆加以简约,并废弃了六国的杂乱异形文字后,使文字得以统一,这就出现了小篆,也叫秦篆。此后在秦朝又发明了隶书,盛行于西汉。东汉出现了楷书和章草,后又从章草演变出行书,草书中又有大草和狂草。简而言之,中国文字、书体的发展是经历了包括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和草书的全过程。书法历史悠久,参与者众多,可说是一门百花聚放、博大精深的艺术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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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书、行书作为工具用的是最多的,而作为艺术品,草书是最突出的,草书是书法艺术中的阳春白雪,是书法的最高境界,历史上很多书圣,如张旭、张芝、怀素、王羲之、毛泽东都因为擅长草书,而流芳千古。

最早的甲骨文的撰写可能是用刀子做工具,用龟甲作载体。后来,在没有纸张之前,人们写字也多用竹简作为载体。中国有句成语叫“罄竹难书”,这本是形容一个人的罪恶之大,砍尽楚越之竹也写不完其罪行。从这个成语可知,竹子曾经是写字的主要载体。

从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技术之后,汉字的书写便主要以文房四宝为工具和载体了。文房四宝的问世,促进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快速提升。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文房四宝花色各异、品质多样,品牌甚多。任玉岭上小学时,用的墨多是徽墨,用的砚多是端砚。用的纸多是宣纸。写小字是用墨盒,墨盒是用丝绵浸墨汁,装在铜制的方形或圆形的盒子里,是经常不能离身的。但是在1943年到1948年那段时间,他的家乡中原地区,由于抗日战争,敌人经常轰炸和后来的解放战争,国共双方在那里“拉锯”,经常买不到墨和纸。所以他写字也用过包点心的“马粪纸”,祭祀用的裱纸。那时间买不到墨,他们就上山捡来一种红石头,研磨后当墨使用,经常是在黄纸上写红字,也是很漂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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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现在的条件,我们是能够对纸充分选择的,是有条件使用宣纸的。安徽宣城出的纸,多是用桑树皮研磨,打浆制成的。宣纸也有很多种,有厚、有薄,有松有紧,有生、有熟,价钱有高有低。一般情况下,要出高级作品可以买几千元一刀的宣纸,但一般情况下, 200元一刀的4尺纸,就可以应付一般的作品了。

为了出好作品,现在还有很多特别纸张,不同色泽、不同质地的纸应有尽有,例如拟金纸就像镀金的纸一样,有些重要作品也可以选择这样的纸张。“人是衣,马是鞍”,作品对纸的选择也是同样道理,纸的色泽,质地选好了,作品的形象就会更加增色彩。

笔的选择对写好书法极为重要,可根据需要选择硬、软、长短不同的笔。一般狼毫笔,兔毫笔性刚硬,写起字来锋利而劲峭。而羊毫、鸡豪笔,柔性较大。写草书,则多选择狼毫笔。另外写草书还要求用长锋笔,长锋笔不好操作,但操作好了,长锋笔写出字来更加线条丰富、婀娜多姿。一般初学书法,还是用中锋或短锋的笔为好。

在墨的选择上,现在很少研墨了,除了少数特高级作品外,多数都用墨汁。墨汁由炭黑制成,墨汁不能直接使用,直接使用会造成干涩、枯笔过多。所以墨汁要进行调配,根据墨汁的质量和浓淡不同,适当加些水,做到干湿、浓淡比较适宜。也有人采用加酒稀释的办法,这样有利于挥发快干。

由此看出,书法艺术也是社会发展的积淀,既包含有书法家的大量创新,也涵盖了笔墨纸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人们对它们的使用技巧。

我国杰出学者、诗人、书法家沈尹默曾经评价说,书法“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可见书法艺术是一种十分高雅的艺术,也是仅字特有的艺术。它作为中华民族的血脉和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既是中华文化大厦的基础,也为人民群众带来诸多的艺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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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弘扬书法艺术需搞好传承和创新

任玉岭是搞科学研究出身的,几十年的科学研究工作使他懂得一点,那就是只有站在某种技术研究的至高点上,人们才能有所创造,否则那就是瞎子摸象,那怕是碰的头破血流,也不会做出任何创新成果。

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创新时代,我们文化艺术正面临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辉煌时期,作为书法艺术的工作者,绝不能辜负时代的要求,一定要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要求,推动书法艺术创新的进展。但是,为了搞好这方面的创新必须要搞好继承。现在的问题是不是继承的多了,而是继承的远远不够,去年人民政协报还在讨论,为什么王羲之的“兰亭序”今日没人能够追上和超越,归根结蒂是在继承上下功夫不够。更值得重视的是,很多自我标榜要做创新派的书法家,他们的创新之所以走上了糊涂乱摸,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路子,就是因为他们忽略了对传统书法的继承,不肯在继承上下功夫。

为了搞好书法艺术的创新,书家们必须重视继承。书法艺术,作为中华文化传承的载体和筋骨,积淀极为丰富,参与这种艺术创造的人数之多,非其它任何艺术所能比。面对如此纷繁、多种多样的书法艺术,十分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要按照艺术的准则、美学的要求,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能什么都继承下来。资料的整理是必要的,但分析研究必须跟上来。例如,草书中,一个字就有几十种写法,中国福字、寿字都有上千种写法,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应该讨论和分析。字是文化的符号,如果一个字的写法搞到几十种上百种,甚至上千种,那这个符号还有什么价值。因此,必须趁此盛世,进行梳理,该弘扬的要弘扬,该扬弃的要扬弃。如果不是秦朝李斯对文字乱象进行舍弃,进行文字统一,我们岂能有后来东方帝国的兴起。所以继承本身就包括扬弃,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是做的远远不够的。尤其作为字典,一定要编纂出正规的版本,对过去遗留的一字多体,可允许千姿百态,但绝不能把当时作者因疏忽大意或粗枝大叶写错的东西也收入字典,这不利于对书法艺术的继承,也有害于书法艺术的发展。

现在的书法创新出现了一种不好的倾向,这种倾向之所以不好,一是否定了汉字的适用性,认为今天的书法应该与适用完全脱钩。其实这是与实际不符的。艺术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书法也要为传播先进文化艺术服务,怎么能说它完全与适用脱钩了呢?二是否定了书法要让广大群众喜爱,这种不好倾向认为某些流派的书法、群众不喜欢、不接受,是因为群众的欣赏能力没有上水平,提出要引导群众,改变群众,这都是肯定不对的。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同志在《全国文史研究馆馆员的书画艺术文选》序言中指出,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曾问到“是不是字写得潦草怪异别人不认识,才是书法家?”马凯同志还说,现在有的书法家,将作品送了人,别人问其某个字是什么字时,这个书家不仅认不出,而且还反问对方“你当时为什么不问我”。马凯同志还指出“如果我们的书画作品走到了这一步,别人看不懂了,没有了受众,生命也快终结了。”

 

尽管如此,不久前还有报纸对某人的怪异书体大肆鼓吹,讲其具有“时代意义”。一位精通书法的老部长给任玉岭打电话说,你应该对这种文章予以反驳和批判。任玉岭认为,同其它领域一样,我们需要支持新生事物,支持年轻人的敢作敢为,对真正的创新萌芽有时还要呵护。但是作为方向标,一定要提倡先继承后创新,要坚持创新的正确方向,要坚决反对无继承的乱创新,和脱离书法规则的千奇百怪的糊涂乱摸。只有这样,才能做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能使作为民族血脉和人们精神家园的书法艺术春色满园并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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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好辩证法是写好书法的秘诀之一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都是在矛盾作为动力的推动下前进的。这就是辩证法。书法艺术的发展同样需要有矛盾作为动力,需要在对立统一中前进。为此,根据任玉岭的体会,用好辩证法,是学好写好书法的关键。

辩证法在书法艺术中有着深刻的体现,如王羲之《书论》所言,“每书欲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谓书。”如此的对立统一,在书法艺术中比比皆是,如黑与白、虚与实、大与小、粗与细、浓与淡、枯与润、曲与直、藏与露、迟与急、起与伏、方与圆、奇与正、向与背、顺与逆、呼与应、刚与柔、疏与密、巧与拙等,所有这些都是书法艺术中处处都能遇到的。而要创造出好的书法,就要把这些矛盾着的现象作为动力,在推进对立统一的过程中,创造出优秀作品。可以说,高水平的书法家,都是在高水平审美思维的指引下,能够促成这些一属于阴,二属于阳的两方面和谐互动,生生不息的。

写书法主要在于用笔,和通过用笔创造丰富多彩的线条来。那么怎样能够用笔写出沈尹默所讲的那种无声的舞蹈和无色的画图呢?这完全取决于书家的审美观和对辩证法的理解深浅和运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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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有用好辩证法,处理好阴阳两者的关系,才能创造出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来。例如:曲直、藏露、方圆都是书法运笔的重要形态。以曲为美,是我们民族传统的审美观,中国书家对曲美的探求极尽精微。人们常用“一波三折”形容捺,用“千里阵云”形容横,用“万岁枯藤”形容竖,都是在形象地表现曲与直是如何在对立中求得统一的。完美的运笔和运笔所得线条,总是似直非曲,曲中有直,直中有曲,这就是曲与直的辩证关系。

又如对黑与白的处理,我们不能只认为只有黑笔道的地方是书法,而且也要把留白的空地视为书法的一部分,不留空白不行,留的空白过大过多也不行,同样黑处太满太密也不行。书法既要安排好黑的部分,也要布置好白的部分,使二者和谐相生,才能使艺术感得以增强和提升。再如圆笔和方笔各有不同的表现力,一般说来,圆笔具有筋骨内含的质地美,圆笔推出的线条浑厚含蓄,圆润遒劲,适宜于表现潇洒超逸的风格;方笔具有锋颖外露的神态美,写出线条骨力开张,雄强峻利,适宜表现凝重沉着的风格。方笔圆笔一般是相互为用,方圆笔法应同时掌握。正如康有为所说,舍方求圆,则骨气莫全,舍圆求方,则神气不润。历代有成就的书家,都十分注重二者的辩证统一,一般为方圆兼备,刚柔相济,这样写出的线条更加多姿多彩,艺术魅力显得更强。

任玉岭还认为用辩证法做指导,对搞好书法学习也很重要,只有善于用辩证唯物主义史观,才能对历史上留下来的众多作品,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任玉岭在童年学习书法的五年中,经常是临帖的,但后来的起步,根本没时间去临帖,怎么办?他就去读贴。大家知道,书法艺术,经过近3000年数以千计的大家们的创造,确实是个极其丰富的宝库。那么多的字帖,学什么?学多少?取什么?怎么取,同样要用辩证法的观点处理好这些学习中的问题。正如孙子兵法所讲,“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事”,大家要想学好书法,真正做好继承和创造,就必须读百家字帖,只有对数百家书家的作品都读到了,都有感悟了,才能以真正取其精华,搞好创造。否则,就可能成为井底之蛙,自卖自夸。

所谓心力对书法的作用,有人称它为功外之功,在我看来,一般来说,阅历越丰富,知识水平越高的人,其书法就更潇洒自如,刚劲峻峭。实质上,这也与其功外之功丰富多彩,心力比较强大有关。实际上,心力强大的人,功外之功丰富的人,一般来说都是善于处理辩证关系的人。

心力对写好书法意义重大。心力对书法的作用,有人称它为书法的功外之功。也有人把这种心力比作为气球和氢气的关系。没有氢气,气球不会鼓起,更不会腾飞,没有功外之功,书法就难以高雅。历史上的书法名家,多是行万里路、破万卷书的英才贤士。这同人才方面所讲的,人的贡献与其活动半径成正比是一个道理。书法的心力取决于人的阅历和人的修养。因此,要真正写好书法,特别是草书,就一定不能只局限于书法知识的钻研和学习,还十分需要接触更多的行业,更多的领域,要创造条件接触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东、西、南、北、中,工、商、农、学、兵,接触的越多越全面,越能拓展人的胸怀,提升人的气质,越有利于笔势、书势、气势的生成,提升书法的美好姿态和潇洒自如。

辩证法用好了就一定能使书法做到黑白和谐,刚柔相济,粗细恰当,浓淡相宜,枯润适度,疏密适中。此对立统一的处理过程,既是书法之人显示才干的过程,也是书法之人创造辉煌的机遇。最后,任玉岭告诉记者,书法创作同其它艺术创作一样,要想创造出更好的成绩,就一定要把握好创作方向,要立足为人民服务。要像习近平主席所讲“要对人民爱的真挚、爱的全面、爱的彻底”。要与人民同甘共苦,甘为人民的孺子牛。同时,也需要在学习和创作方面,发扬韦编三绝、悬梁刺股、凿壁借光、囊萤映雪的刻苦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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