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寿龙:学者的学袍和法官的法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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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寿龙:学者的学袍和法官的法袍

时间:2016-09-05 09:03:41  来源:  作者:毛寿龙

在这里,喜欢学术的人,给自己穿上学袍;欢正义的人,给自己穿上法袍。在这个时候,喜欢权力的人,会穿上龙袍。在这里,学术的秩序、正义的秩序和权力的秩序,互不干扰,相互尊重,似乎是大家的理想。当然,这显然不是现实的,因为学术、正义和权力,都具有内在的傲慢。权力,显然是扩张性的。如果思想家主动穿上学袍呢?把自己的思想藏在袍子里,让凯撒归凯撒,让思想归象牙塔?希望学者能够穿上学袍,就像布雷耶法官穿上法袍那样,给自己一个不干预政治的证明,然后给自己的学术赢得一片天地,至少有一个塔,在哪里可以慢慢研究,慢慢思想,与世无争。——毛寿龙

  美国大法官布雷耶即使不开庭,在办公室也穿着法袍。他认为:“穿上法袍就与政治绝缘了!”[1]可见,法官不理政治,与政治保持距离,这是法治的重要元素,正是法官的谦虚,使得法官能够在政治上居于中性的位置,并使得法治居于中道而且拥有公共的力量。也许正是这一原因,法官也能够免于政治的干预,而确保自己在法治中的国王的位置。

(图为美国大法官布雷耶,图片来源百度)

  可惜的是,学者没有这样的学袍。学者在学术的王国里,也许是自己的国王,但象牙塔里的力量总是会让人感觉到有自然而然的权力,直接影响到政治的生态。象牙塔里的国王,在现实中老被看成是现实的“哲学王”,认为对政治有着实际的影响,乃至威胁。康德就是一个例子。

  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是古典德国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的生活单调乏味,没有任何经历,但他的思想却异常丰富,他的三大批判让他成为公认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但是他有关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的言论,以及讨论其它问题的文章,却让当时的国王很不高兴。于是当时的宗教与司法部长韦尔纳奉“国王陛下的特别命令”写了封申斥信寄送给康德,信中写道:“我们的陛下很久以来就怀着很大的不满,看出你怎样滥用自己的哲学,去歪曲和贬低《圣经》和基督教的一些主要的、基本的学说,看出你尤其在你的《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和其它短篇著作中怎样做过这类事情。我们一直期待你做出某种改正,因为你本人必定清楚,你的这种作为怎样不负责任地违背了你作为青年导师的职责,违背了你清楚地知道的我们国君的旨意。我们要求你尽快做出十分认真地辩白,并且为了避免失去我们陛下的恩宠,期望你今后不要再犯诸如此类的过错,而是要按照你的职责,运用你的声望和才能,使我们国君的意向日益得到实现;否则,你执拗不改,肯定会招致不愉快的处置。”[2]康德给国王写了回信,说自己没有违背国王的旨意,认为自己的那些受到指摘的著作不过是在学术界内部对宗教所作的一种哲学考察,旨在确定宗教怎样才能纯洁而又有力地注入人们的心灵。不过,康德先生知道,在国王面前,学术不是借口,也不能是挡箭牌,于是他在信里发誓:“作为陛下的忠实臣民,为了避免嫌疑,我将绝对保证完全放弃一切有关宗教题目的公开学术活动。”不过,康德很幸运,过了一段时间,国王去世了。康德认为国王去世了,国王对他的禁令也随之失效了,就又恢复了公开讨论宗教问题。

 

(图为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图片来源百度)

  和布雷耶大法官相比,康德是不幸的,虽然贵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却因为没有学袍,即使是纯粹的学术探讨,其言论自由权也很容易受到国王及其大臣的干预和限制。不过他也是很幸运的,比国王活得长,在有生之年终于又可以不受对国王的誓言的限制,重新捡回言论自由权,再次公开讨论当时很热门的宗教问题。[page]

  和康德相比,还有更不幸的。那就是古希腊大学者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在和国王的关系上,比康德幸运得太多了。他是著名的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从亚历山大13岁开始就教他。不过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政见不合,亚里士多德于是离开亚历山大,回到雅典教书,写作,写了很多书。亚历山大没有强留亚里士多德,同时还给亚里士多德很多资金,资助其老师做研究。据说国家设立社科基金资助学者研究,亚历山大资助亚里士多德,是首开先河。亚历山大大帝有生之年没有给亚里士多德带来麻烦,但他死后,亚里士多德却遇到了政治上的麻烦。雅典人因为痛恨亚历山大,亚里士多德不得不外逃避难,一年之后在逃亡的途中得病而死。亚里士多德没有受害于专制君主亚历山大大帝,却因与专制君主的师生关系而被民主的雅典所害。与康德比,他不是受其思想所累,而是受其政治关系所害。亚里士多德是大学者,不过是因为当了亚里士多德的老师,并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资助,他的思想却是自由的。但他因政治关系而受害,而且是民主的害。这显然和后世托克维尔所讲的多数暴政是有关系的。这说明,没有学袍,即使不受国王的害,也会受民主的害。

(图为古希腊大学者亚里士多德,图片来源百度)

  受民主暴政之害最深的学者,还不是亚里士多德,而是古希腊的另外一个学者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思想家,却被人认为对年轻人有毒害。雅典的法庭用票决法判定苏格拉底有罪并处死刑。苏格拉底认为这一判决是不公正的,他本来有机会逃跑,却没有逃跑,因为他认为如果逃跑了就意味着破坏了雅典的法制。于是他饮毒汁而死,享年70岁。不过苏格拉底如果像亚里士多德那样逃跑了,他年事已高,也许没跑出多远就受了风寒,一病不起。后人大为苏格拉底没有逃跑而惋惜,其实逃与不逃,又有啥区别呢?

  不过,逃与不逃,对中国古代的学者孔子,却大有区别。他在战国时期是著名的思想家,很多国家都很看重他。鲁国国王一看孔子那么吃香,肥水不流外人田,也重用起孔子来。孔子当了官后急于改革,得罪了实力派,被迫离开路过去流浪。他带了学生,流亡到卫国,卫国的美丽妃子南子名声不好,但很喜欢孔子,很敬重孔子的学问,但孔子看到了卫国政治的风险,很快离开了卫国,后来走来走去,到过很多国家,也同样遇到了各种政治风险。在外游历14年后,受鲁国国王邀请终于回到家乡。从此被敬为大师,但没有任官职。孔子此后专心教育,不问政治,遂成一代宗师,收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后来还被历代帝王封为素王。可见,专心学术,少掺和政治,乃学者的学袍。

(图为孔子画像,图片来源百度)

  现代学者总体上来说没有古代学者来得风光,古代学者动不动有国王写信来,动不动有国王给资助,和国王对谈,现代学者往往是依靠写作来与政治家对话,当然大部分时间是与自己的笔对话,或者与学生对话。古代学者寥寥无几,现代学者成千上万。在扩展的市场秩序和扩展的国家公共服务秩序中,学者和千千万各行各业的工作者一样,只是脑力劳动者而已。不过,现代学者哲学王的贵气依然存在,就如大英帝国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勋爵在其著名的《通论》结尾处所说:“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这当然不是在即刻,而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理由是,在经济哲学以及政治哲学这方面,一个人到了 25 岁或30 岁以后,很少再会接受新说,故公务员、政客、甚至鼓动家应用于当前时局之种种理论往往不是最近的。然而早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

  学者的贵气也许是学者的狂妄,不过统治者感受到的思想的危险却是实实在在的。思想是危险的,思想家自然也是危险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思想家是危险的,是对政治家来说的。对政治家来说是危险的思想和思想家,政治也会变得危险,而这是对思想或者思想家来说的。而这对于学者来说可是大大的不妙。因为政治家可是动刀动枪的,学者只是动动口、动动笔,口诛笔伐只是比喻,真刀真枪杀将过来,学者如果不俯首称臣,立马一命归西。

  从秩序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是每一个人的心灵秩序。在这里,喜欢学术的人,给自己穿上学袍;喜欢正义的人,给自己穿上法袍。在这个时候,喜欢权力的人,会穿上龙袍。在这里,学术的秩序、正义的秩序和权力的秩序,互不干扰,相互尊重,似乎是大家的理想。当然,这显然不是现实的,因为学术、正义和权力,都具有内在的傲慢。权力,显然是扩张性的。如果思想家主动穿上学袍呢?把自己的思想藏在袍子里,让凯撒归凯撒,让思想归象牙塔?希望学者能够穿上学袍,就像布雷耶法官穿上法袍那样,给自己一个不干预政治的证明,然后给自己的学术赢得一片天地,至少有一个塔,在哪里可以慢慢研究,慢慢思想,与世无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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