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萧树:反抗者之美——张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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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萧树:反抗者之美——张志新

时间:2016-04-29 08:29:30  来源:共识网  作者:萧萧树

 张志新死于“人间四月天”,似是一种隐喻,四月是一个残忍的季节,艾略特如是说,残忍即悲剧的呈现,而悲剧不仅在于她是一名反抗者,更是一个优雅的人,在一个没有音乐只有样板戏的时代,她却爱民族剧和小提琴,尤爱波隆贝斯库的《叙事曲》。听过这曲子的人应会为其情真意切所触动,也许这便是她终至遭受割喉之残忍的先兆。

  波隆贝斯库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同样也是一位反抗者,三十岁便死于贫病交加,其生前如拜伦、普希金、莱蒙托夫那样的年轻人们一样热衷政治,参加罗马尼亚独立运动。正如肖邦的《革命》、《思乡曲》,拉赫玛尼诺夫的《e小调第二交响曲》,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这些作品一样,《叙事曲》也是在“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流亡之中写就。而岂止是音乐,世上多少灿烂的文化艺术都是在远离乡土的时空流亡和遗世独立的精神流亡之中成就的呢?没有伟大的艺术家安于平静,虽然有时会荡漾一种乡愁,但流亡终属常态。托尔斯泰晚年时候,突然沉溺于成为浪子的幻想,“如果是一个流浪汉,那该多好?”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已实现了这种徘徊于深刻怅惘的人生追问,他颠沛流离于欧洲各国,行走地更为深刻,就如离别大革命的巴黎而永怀对往昔之追忆的夏多布里昂。

  中国的流亡者同样美好,笔者曾做拙文《文学的流浪精神》作为阐释,但或应有更进一步的想象,就像阿波里奈尔曾经一度沉溺于对一种东方神秘文明生物的迷恋一般,东方的文化与政治结构更多产生了精神境界的流亡。从屈子到魏晋到南宋到晚明,个人之精神流亡充满着士的历史,也许有人会对“士”所具有的标签性质嗤之以鼻,但士君子的追求之于个人是无误的。士往往先天下之忧而忧,故而文明之消亡往往以士之自决为序幕,如王国维,如熊十力,顾亭林所言亡国与亡天下之辩也正是精神存在的苟且与流亡之辩。由是观之,张志新义无反顾的抗议声是传承了屈子、魏晋那种“精神贵族”的优雅与高贵的。

  张志新出身音乐世家。小时候,她与两个妹妹组成小乐队参加演出,成为闻名津沽的“张氏三姐妹”。其妹张志勤说,张志新是弹六弦琴的,但小提琴拉得也不比她差。除了《叙事曲》,张志新最常听到的则是《东方红》。《世说新语》中有一段故事,讲一位名士为求荣耀让儿子演奏“胡乐”,被同仁耻笑。相比后者,波隆贝斯库的音乐是不同的,它纯然源自于大自然与人本质的情感,而没有教育、评判、道德的宣传。音乐本就是一种原始的美,卡夫卡笔下甲虫能够懂得小提琴,所以人成为虫子的时代,小提琴依旧存在,这也许便是张志新最后的癫狂、悲愤甚至诅咒。

  音乐通过这种原始性代替人类的语言,其表达却比语言更为丰富。贝多芬撕毁的“英雄”是对倒行逆施者的控诉,肖邦是“藏于花丛的大炮”,拉赫玛尼诺夫是反抗专制的乡愁,而柴科夫斯基的1812序曲于很多人则永远具有非凡的含义。有人说,动物性的激情会造就失控与杀戮,是的,我们不确定未来是否还会有奥斯维辛的音乐,艺术与政治千丝万缕的联系中掺杂着人天性中的何种幽暗呢?《杀手莱昂》中变态警察独爱莫扎特,《雪国列车》的开头也极具讽刺性地展示了肉食者伪装的“品味”,需要一支小提琴,却不需要琴师的幸福,需要音乐,却不需要人的生命,杀死琴师的妻子,正如太子丹收买荆轲时斩下的那双手。但音乐却始终展示着一种奇妙的东西,就像《发条橙子》中入狱的男主人公,他接受一种生理疗法来控制罪的欲望,听闻贝九宏伟的音乐后会产生痛苦的反应,于是哭诉:“贝多芬是无罪的。”无疑,激情是具有善恶的,里尔克也曾说“残忍时常伴随美”,恶人亦有恶人的音乐,希特勒热爱瓦格纳,金家王朝有宏大的舞剧,忠字舞的时代也有梁祝。

  艺术与激情并不一直是好的,但其与每个个人之间的关联与意义则是另一回事。

  张志新

  刘仲敬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评价林昭时曾用“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之语,说“林昭所处的政治生态位无异于与塔利班之下的童子军”。我们自然无法将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割离开来,但非常明显的一点在于,处于政治生态位底层的人们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民粹,因为我们不具有提供政治路径设计的权力与能力,而一种政治体制的运行程序其本身亦与我们无直接关系,它与我之相关,仅在于其程序运行后展示于我面前的结果,我们参与的权力及合法性都源自于这一结果对于我本身利益的影响,也正因此,张志新与林昭的反抗是合理的,甚至是美的。宏大事件的路径或历史的发展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张志新与林昭因其个人的独特性而成为历史事件,但其最具价值的行为仅仅是反抗,而非建议与设计,从政治学角度,这亦可体现最基本的民主之意义,也是公民参与意识的觉醒。秦晖先生曾说“历史是非决定论的,而且我们的努力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它是非决定的。”它不是数学的和逻辑的设计,柏拉图通过逻辑设计的消除一切音乐、艺术、诗歌、剧作的理想国,其囿于时代的局限性所产生的无非是一个战争机器而已,逻辑设计的历史从本质上说是不存在的。

  用“理性”的名义去苛责“美”是一种偏见,我们固然崇尚理性,但因之而扼杀激情却是仓促的。我宁愿相信张志新、林昭之抗争的历史意义更与其个人之优雅相关,这种抗争或者并不源自于真(从张志新的言论中,我们也能看到她的思维也并未触及真的本质),但这种美,并不在于她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即便“始作俑者”也不能让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价值一概抹杀),而仅仅在于其行动。张志新与林昭是偶然性,更是珍贵的,而个人对于美的理解是必要的,林昭的诗、张志新的音乐,是打破冰冷的先声,也是对世界最真实、直接的反应。在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展示人性比展示真理更为重要,正如流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基督而不选择真理一样,从这一点上张志新更是像“一个闪电一样”闪光与美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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