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亮:互留面子有益南中国海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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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亮:互留面子有益南中国海对话

时间:2016-06-20 08:43:05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葛红亮

  6月13日至14日,中国-亚细安国家外长特别会议在中国云南玉溪抚仙湖畔举行。这是今年中国和亚细安国家外长首次齐聚一堂。以双方年度例行会议之外的这么一次特别安排,中国与亚细安既希望共同纪念对话关系建立25周年,并为下半年的纪念峰会做准备,又期待就中国-亚细安战略伙伴关系与区域问题,特别是南中国海问题进行充分探讨。

  可见,会谈的主题是和谐,但会谈的内容却是沉重的。

  2014年提出“双轨政策”以来,中国在“主场”以这么一个特别的会议安排来落实中国-亚细安共同维护南中国海安全承诺,还尚属第一次。因而,此次会谈虽然出现了磕绊,但对承诺共同维护南中国海安全来说,无疑具有实质性意义,而此次会议也再度提醒彼此,相互“留面子”有益对话。

  抚仙湖畔风光无限美好,可是并不能掩盖此次会议的不愉快与尴尬。归结媒体的报道,特别会议讨论之外的尴尬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会议联合声明迟迟未能发布;二是,原定在会后由新加坡外长维文和中国外长王毅共同主持的联合记者会推迟了三小时,结果最后取消,改由中国在傍晚时候单方面主持了记者会;三是亚细安国家外长所谓媒体声明的“虚虚实实”,亚细安外长先是公布一份措辞非常强硬的声明,尔后当晚10点又通过马来西亚外交部发言人之口宣布收回,表示需要“紧急修改”,而同样经这位发言人确认,这是一份经由亚细安秘书处批准的声明。

  会议之所以如此这般一波三折,无非来由于会谈场内的问题,而这可以归结为“留面子”外交的缺失。准确地说,亚细安国家外长在会场上并不给中国这个东道主“面子”。

  依据新加坡媒体的报道,某与会外交人员对外透露,亚细安外长在会上罕见地形成了“一致对外”的立场。而根据新加坡外长维文的话,亚细安外长在会上确实就南中国海事态的发展表达了“严重关切”。再有,在中菲南中国海仲裁案不日即将宣告结果的节骨眼上,亚细安外长对“全面尊重法律及外交程序”的强调,无疑触碰到了中国在该案件上的敏感神经。

  亚细安在此次中国作为东道主的特别外长会议上,不给中国“面子”,有其直接与深层次的原因。在直接原因方面,亚细安在特别外长会议上罕见地强调“一致对外”,无疑是对中国外长今年4月到访文莱、柬埔寨和老挝后对外公布的几点共识的实际回应。

  王毅在出访文莱、柬埔寨和老挝三国后,宣布中国与这三国就南中国海问题达成四点共识:其一,中国和三国都认为南沙部分岛礁存在的争议不是中国和亚细安之间的问题,不应影响中国和亚细安的关系;其二,中国和三国都认为应根据《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第四条的规定,坚持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其三,中国和三国都认为中国和亚细安国家有能力通过合作共同维护好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其四,域外国家应发挥建设性作用。

  这被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外交官视为中国试图分化亚细安之举,而新加坡外交官王景荣、比拉哈里则更为直接的表示,这是在干涉亚细安内部事务,并非一个很好的发展和短视的行为。

  从这一点来看,亚细安外长在特别外长会议上的“抱团”则是某种意义上的反弹。而在深层次来看,中美在南中国海竞逐烈度越来越大的事实无不让亚细安国家感到忧心,美国日渐视南中国海为战略前沿及派更多的军事力量走到南中国海前线的做法、中美军舰、飞机在南中国海的不时偶遇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快速岛礁建设,及其被渲染的“军事化”建设使亚细安对南中国海局势的走向的不确定性产生了更多的不安。无疑,对亚细安众多“小国”来讲,“抱团取暖”无疑是实现区域安全的重要路径。

  同时,这次会议不难让人联想起2012年最后没有联合声明的外长会议。实际上,这两次会议应当成为中国-亚细安就南中国海议题展开互动的教训,双边从这个教训中得到的启示其实对亚细安国家来说不陌生,也即在对话与互动中互相给对方“留面子”。

  在南中国海对话中,中国应照顾亚细安的面子,刺激亚细安的神经也往往会引发亚细安的反弹,反而得不偿失;亚细安也必须照顾中国的核心关切,在南中国海议题上“抱团”对华已经使“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在2000年和2002年陷入僵局,更是有违2013年双边达成的平等政治磋商共识。因而,对双方来说,彼此不给“面子”对彼此都不好,对南中国海地区局势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加难以估量。

  历史经验表明,在中国-亚细安南中国海对话中,彼此不给“面子”有害无益,而互相给“面子”则有益对话取得积极进展。中国在云南主场举办的这次特别外长会议对于落实“双轨政策”来说无疑是好事,而双方落实共同维护南中国海安全的前提则有两个:一则,亚细安在南中国海安全以外则不应在主权纷争上持有立场;二则,充分确保南中国海对话的政治平等及按照这个原则来充分落实《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和开展“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磋商与早期成果的落实。

  作者是中国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任职于广西民族大学东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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