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政:哪套现代外交辞令更符合中国崛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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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政:哪套现代外交辞令更符合中国崛起的需求

时间:2016-04-27 10:50:53  来源:IPP评论为共识网供稿  作者:任政

原题:地缘政治与儒家文化:哪套现代外交辞令更符合中国崛起的需求


  本文由作者修改自4月12日澎湃防务发表的《南海战略3:为何中国不可能靠军事实力解决南海问题:历史篇》。此系列讨论前后文章,请见:《南海战略2:中国在南海的军事表现:如何既不能太弱又不能太强?》《南海战略1:在南海提升对美对抗等级,真的符合中国利益?》。

  中国要崛起,必须直面政治地理对我们的现实制约,即,中国是无法靠军事实力建立南海霸权的。更确切地说,中国的政治地理决定了这个现实:无论我们如何强大,都不可能像美国一度称霸美洲那样,在东亚和东南亚建立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霸权统治。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视角,这套外交辞令,远比“中华民族天生爱好和平”,更符合现实,更符合世界主流价值观,也更易被世界各国接受。

  问题的焦点和悖论都在于这点:越是一味强调中华文化的特殊性(“中国文化多么无争”,“中国战略多么仁慈”),越难以在现代国际社会取信各国,他人对中国的怀疑也越大。“特殊文化”是难以实测的,会随时变化,只有现实实力的增减和地缘政治的利弊,才是世界各国可以判断的唯一依据。

  所以,只有从符合现实主义的逻辑出发,才能对喧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做出最合理的反驳,增加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主流国家)之间,基于现代国际社会通行准则上的信任基础。

  为什么美国式霸权对中国不现实

  中国和美国的政治地理环境截然不同。在处理邻国关系的问题上,美国的环境相当优越:南北两弱国,东西都是鱼。而中国是一个被十四个大小强弱不同、民族文化迥异的陆地邻国包围的大陆国家。如果我们把海洋想象成辽阔的草原(这在现代交通、经贸条件下是有现实意义的),那么海权意识的觉醒和南海开发,等于进一步扩大了与中国接壤的国家数量和多样性。

  正是这种先天禀赋的差异,而不是所谓的儒家天下观,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像美国那样“霸道地”统治世界或区域。因此,“中国威胁论”确实是荒谬的西方中心主义式的猜想。

  中国不可能威胁世界和平,与其说是因为中国的儒家文化与战略传统多么特殊(“崇和”“无争”),不如说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地理环境,决定了她无法承受“威胁”他国的代价。在现实主义为主导的现代国际秩序中,对西方人和我们的周边国家而言,这个解释也比我们经常在国际上宣讲的“中国人天生爱和平”更有说服力。

  政治地理环境制约的历史案例

  即使在前现代社会,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也是对这种特殊政治地理环境的系统性回应。

  例如,在宋、明这样标准的以汉族为中心的儒教王朝,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总是随着两国硬实力的变动来调整;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内政问题的制约,不存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原则。

  比较典型的是宋辽澶渊之盟(公元1005年,宋真宗景德二年)。在正式交换的誓书中,两国以平等地位相待,称宋主赵桓为“大宋皇帝”,辽主耶律隆绪为“大契丹皇帝”。而在物质利益上,经济发达的宋每年对军事发达的辽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名曰“助军旅之费”。由此开始了宋辽百年无战事的政治平衡局面。

  这种平衡的达成,并非源自“投降主义”,而是两种文明体系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在军事、经济、内政、文化上全面较量后,得到的均衡结果。以畜牧与农业为基础的辽政权,实行全民皆兵、粗放补给的军事制度。而以农业和商业文明为基础的宋政权,虽然总体经济实力雄厚,但在军事技术条件没有突破的情况下,其军事制度(募兵制)在兵源、补给上是无法维持与辽这类政权长期军事对峙的。原因很简单,宋这类政权,不仅在动员成本上远大于对手,而且长期军事动员会全面扰乱其社会生产体系,比辽这类政权更容易造成内乱。

  故北宋在澶渊大捷后迅速与辽议和,表面看是战略误判(彼时辽军孤军深入,指挥萧挞凛又已阵亡),实则背后有着深刻的地缘政治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千年来制约着中国的战略选择,使中国不断受到周边新兴军事政权的挑战,不但难以军事实力称霸区域,而且对武力征服区域实施的管辖成本极高,使得大范围的军事海外拓张难以为继。

  事实上,即使用武,以中国的地域政治条件和传统文明形式(以农业为基础和建立其上的一套政治制度与文化体系),面对同样以农业为主体、在军事上更弱小的政权,要完全军事征服和直接管辖也很难。尤其当这些政权系统地“山寨”了中国的封建官僚体系和教育系统,从而形成前现代朴素的国家民族意识之后,他们对中国直接统治的反抗便会尤为激烈。

  最典型的表现,是历史上的安南(越南)和高丽(朝鲜)。这两个民族政权在前现代对中国文明的借鉴最彻底,对中国的朝贡也最频繁。例如,明朝时,安南三年一贡,朝鲜三年一贡或一年一贡,但中国始终难以对他们实施长期的直接统治。以明朝为例,在武力鼎盛的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乘安南内乱,成功将其武力吞并,但仅仅历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20年,明朝对安南的直接统治就难以为继,在当地人不断的抗争与叛乱中,终因军事失败和统治成本过高而放弃。

  此类历史背景与背后的政治逻辑,对当今中国面临的区域格局仍具有重要意义。朝鲜(统一后)和越南,将是中国接壤国家中,反中民族主义情绪最强烈的。

  军事手段不是治本之道

  综上所述,由于先天地缘政治与传统文明形态的制约(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自古以来,中国难以军事力量长期称霸一方,而中国之经济、人口与文明发达程度,又与周边弱小政权难以平等。所以朝贡体系之形成,自古以来对中国政权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利益(用现代话语说,即“国家利益”)。

  历史上的中国,不仅要面对北方不断崛起的新兴军事政权,更要应付周边小而不弱的地方性强权,拉拢更弱小一级的政权。即使取得暂时的军事胜利,也难以长久维持霸权地位;并且,往往由于内政需要,放弃军事胜利后应该在外交上争取的实质利益。此即中国传统外交,与现代外交格格不入、匪夷所思之根源。

  这种格格不入,随着现代民族主义的崛起,已经难以为继。即使在前现代,外交上的妥协(如宋辽澶渊之盟),往往是激烈内政改革的导火索。从庆历新政到熙丰变法,北宋的有识之士们在变法求变的道路上越来越激进,党争也越发激烈。

  21世纪的中国,已经历了工业化,不再是前现代那个以农业为经济支撑的政权了。当今中国面临的国际竞争与利益矛盾也更加激烈。此处引用一位澎湃网友富有洞见的评论,“基于庞大人口的工业化早已超出了960万领土上资源能够满足的上限,因此我们不得不全世界去寻求资源、市场来维持自身的发展。在他人眼中,我们无异于变得更具有“侵略性”了。其实,纠结于这种因立场不同而得出的不同见解毫无意义。”

  中国外交与大战略考虑的首要问题,不应去“纠结”这些“因立场不同而得出的不同见解”,耗费大量资源去西方宣扬那些西方人根本不信、嗤之以鼻的“中国不称霸”、“中国爱和平”等中国特殊论,而应坦率承认,直接面对国际政治的历史与现实。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赢得他国的信任与认可,进行务实、有效的沟通。

  既然中国这种大国在历史上和现实上都无法以军事实力获得长期霸权地位,那我们就需要把更多的资源和战略重心放到解决南海(和整个亚洲)战略矛盾的治本之道上。这个治本之道是什么?是南海战略续篇的重点。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治本之道必然是在军事表现之外。军事力量是也只是实现中国战略目标和国家利益的辅助手段。

  *作者:任政博士,政治与经济策略学者。经作者授权刊发于微信公众号IPP-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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